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(yǐ)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(tèzhēng)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(nián)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(rújīn)共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(wèi)中心区(zhōngxīnqū)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
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(wénhuà)时期(shíqī)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(le)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(chénshuì)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(gèng)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(de)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(yāoqǐng)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(láidào)良渚参观(cānguān)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施昕更一边在(zài)浙南参加抗战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(túpiàn)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(hēitáowénhuà)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(sān)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(nián)后(hòu)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的(de)一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(nián)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(nián)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(hé)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(xiǎnshì)出了它(tā)独一无二(dúyīwúèr)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(xiàng)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(yù)(yù)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(yùshí)分野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(shífēn)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(le)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(de)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(chángshì)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(chūchǎn)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(zhīyī),而目前(mùqián)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(wénhuà)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(zhuóshì)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(yùcóng)共同的特点是表面(biǎomiàn)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(fāxiàn)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(zuì)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(suǒyǐ)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“琮王(wáng)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(zhíjìng)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(kǎogǔ)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(bèi)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(shénrén)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(shénrén)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(shàngzhī)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(píngzhāng)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(shì)一只伏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(wénwù)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(túàn),是良渚(liángzhǔ)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,常常也(yě)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(men),这些(zhèxiē)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(zuìwèi)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(yǔ)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(jiēcéng)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双孔玉钺,1986年反山(fǎnshān)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(mù)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(tā)(tā)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(shàng)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(chēngqíwèi)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(yìyì)上的文字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刻符黑陶罐(táoguàn)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已经进入(jìnrù)了(le)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(mǎqiáo)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(èhuà)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(děngděng)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(língjiātān)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三大玉(sāndàyù)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(hé)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文 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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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新石器时代,有一处文明遗址,以(yǐ)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特征(tèzhēng)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
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(nián)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,如今(rújīn)共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(wèi)中心区(zhōngxīnqū)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
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(bówùyuàn)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(wénhuà)时期(shíqī)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(hé)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:良渚博物院
良渚玉器的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(le)怎样的高度。
沉睡(chénshuì)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
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(gèng),在家乡良渚周边的(de)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(yāoqǐng)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(láidào)良渚参观(cānguān)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施昕更一边在(zài)浙南参加抗战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(túpiàn)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(hēitáowénhuà)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
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(sān)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
虽然施昕更于两年(nián)后(hòu)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的(de)一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(kǎogǔxuéjiè)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
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(nián)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龙首(lóngshǒu)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
1986年(nián)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(de)墓葬。反山和(hé)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
良渚终于显示(xiǎnshì)出了它(tā)独一无二(dúyīwúèr)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(xiàng)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以“玉(yù)(yù)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,距今5500年(nián)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开始了“玉石(yùshí)分野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(shífēn)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
但到了(le)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(de)(de)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材料的尝试(chángshì)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(chūchǎn)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
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是玉琮。
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“六器”之一(zhīyī),而目前(mùqián)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(wénhuà)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被称为“镯式(zhuóshì)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
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遗址出土(chūtǔ)
这两类玉琮(yùcóng)共同的特点是表面(biǎomiàn)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(zhǔtí)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
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
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胸腹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(fāxiàn)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(zuì)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(zuìdà)的玉琮,所以(suǒyǐ)被誉为“琮王”。
“琮王(wáng)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、直径(zhíjìng)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
在发现玉琮王之初,考古(kǎogǔ)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被(bèi)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(shénrén)兽面”图案。
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(shénrén)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(yǒu)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(shàngzhī)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(píngzhāng)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(shì)一只伏在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
神人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(wénwù)精品集》
这个图案(túàn),是良渚(liángzhǔ)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,常常也(yě)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(men),这些(zhèxiē)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
玉琮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(zuìwèi)发达的地区,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(yǔ)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者阶层(jiēcéng)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
双孔玉钺,1986年反山(fǎnshān)遗址出土
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(mù)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(tā)(tā)的普及率要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
在良渚的一件陶罐上(shàng)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(chēngqíwèi)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(yìyì)上的文字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
刻符黑陶罐(táoguàn)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
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,都显示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已经进入(jìnrù)了(le)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(mǎqiáo)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
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(èhuà)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(děngděng),但至今尚无定论。
作为与安徽凌家滩(língjiātān)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史前三大玉(sāndàyù)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(hé)心血,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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